工作中“一失足”致残，花去30余万医疗费不说，余生还丧失了劳动能力，实惨！可是，“没合同，不赔”、“没义务，不赔”、“没关系，不赔”……这一条错综复杂的工作关联链条上，谁都拒绝为这起事故“买单”。同样是工作中受伤，为啥他的索赔这么难？且听浙江前湾律师事务所的“前湾君”细细分说——

案情回顾

余某有辆小货车，听说宁波慈溪企业多、运输需求旺，他便和爱人一起千里迢迢跑到慈溪承接货运业务。

同是老乡的杨某也在慈溪搞货运，不同的是，杨某当起了“中间人”，招揽业务，再派发给包括余某在内的一批货车车主，而他自己赚取10%的“提成”。

余某就这样向杨某 “接活”接了好多年。就在2012年11月，余某拿到了杨某给的一笔“大单子”：长期为两家纸业公司装货、送货和卸货，“工资”由杨某按装运货物的面积、里程数等跟两家纸业公司结算好，除去自己的“提成”后付给余某。

两家纸业公司的拉货业务很稳定，余某年复一年地干，杨某也从无证“包工头”变成了持证“包工头”，成立了某安物流公司，但是，由杨某拉活、余某干活的这一“营业模式”并未有实质的改变，直到一场意外打破这种平衡。

2019年12月，余某像往常一样为两家纸业公司送货，这次的任务是把一批货物运送到慈溪本地某贸易有限公司。这趟出活，余某同样带着妻子当“助手”，到了卸货区，余某站在被货物垒得高高的车厢上卸货，妻子站在地上托货，可是余某脚下一个打滑，连人带货摔落地，重量不轻的货物直接压在了他身上。

余某这一摔可摔得不轻，光住院的医疗费就花去了30余万元，后来经司法鉴定，余某颅脑损伤，经开颅后颅窝血肿清除术后，落下了十级伤残，另外胸椎体及附件多发骨折伴脊髓损伤，造成双下肢肌力，构成四级伤残，换句话说，余生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！

工作中出了如此严重意外，在身心受打击的同时，余某此时最想的就是寻求法律帮助，给自己找“补偿”。于是，一纸诉讼，余某将两家纸业公司、杨某及其物流公司还有那家贸易公司统统拉上了法庭，要求五被告共同支付医疗费、误工费、营养费、残疾赔偿金等等约250多万元赔偿。

可上了法庭，余某发现“漏洞”大了！

两家纸业公司忙摆手：“我们与余某没关系，所以不赔！”他的理由是，他们是与徐某的物流公司签订货物运输合同的，跟余某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，故不能作为本案的适格主体，这点得到了法庭的采纳。

而那家收货方贸易公司也是一脸无辜：“关我何事？”虽作为事故的发生地，但按他们与两家纸业公司签订的合同来看，送货人员需自行卸货，贸易公司并不参与该过程，而且也并没有证据链证明作业场所存在安全隐患，因此，法官支持了贸易公司的“无关说”。

那么，杨某成了余某最后的“稻草”，可杨某也手持“脱身”的理由：“没有合同，不赔！”他提出自己和余某的关系更像是“中介”，他个人和他的物流公司都没有跟余某签过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，未形成特定的人身依附关系，也并非杨某的过失而导致的意外事故。

法官调查了余某和杨某之间的“工资”结算、业务承揽等操作方式后，也认为余某和杨某适用的是承包物流业务的事实性运输合同，因此，杨某和他的公司并没有工伤赔偿或人身损害赔偿的义务。

一波答辩下来，余某发现自己才是意外事故的全责对象，这也是最终法院审判的结果。

余某万万没想到，到头来，“受伤”的竟只有他一个！

律师说法

劳动关系？劳务关系？还是承揽关系？可以说，这是本案的核心。

在认定工伤时，权利人和义务人之间必须有劳动关系，没有劳动关系，不构成工伤。工伤一旦认定，除非用人单位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所为，否则就需要承担赔偿等责任。

而劳务关系中受伤不能叫做工伤，只能叫人身损害，《民法典》侵权责任编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条：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因劳务受到损害的，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本案中杨某和余某之间形成事实性运输合同关系，是一种承揽关系，在这一类关系中，定作人只在对定作、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，才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

可见，几种法律关系的差别很大，在事前去建立明确清晰的合同关系，才是纠纷维权的重要手段之一。近年来，“熟人式劳务关系” 越来越多，比如，合作时间久便不签订合同，导致维权无果。在今年的浙江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开幕会上，“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”也成为民生热点被提及，除了法律的不断健全补缺外，每个个体都该是懂法、用法保护自我权益的主体。